鹿港民俗文物館(鹿港辜家舊宅)
四年前來鹿港旅遊,錯過的的景點之一,就是鹿港民俗文物館了。當時因為時間已晚,停止售票,所以無法進入參觀,只能站在大門口,隔著鐵欄,拍攝幾張照片而已。
這次重訪鹿港,自然將民俗文物館列為必訪的景點之一。沒想到又是無緣進入,只到大門口而已。
這棟豪華的巴洛克建築,原是鹿港辜家的舊宅。與四年前來時相比,景像依舊,而文物館的入口新掛了一塊醒目的牌子,寫著「鹿港名人辜振甫先生故居」,並簡介辜振甫的生平事蹟。看見掛牌的標題,讀其文,則不禁有所感慨。
說這棟豪華宅第是辜振甫的故居,固然沒有錯,然而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才是這棟宏麗建築的建立者,他也是鹿港辜家事業的開創者,生前地位顯赫,歷史知名度更勝辜振甫,而他的故居門口卻掛牌寫著是辜振甫的故居,熟知歷史的人,豈不覺得這樣的導覽資訊是失準也失真呢?
導覽文字僅敘述:「1937年先生父親猝然辭逝,依傳統承繼家業,…」,竟連辜顯榮的名字都略而不提,如此輕描淡寫帶過。
這樣的導覽文,並非因為鹿港民俗文物館的疏失,而是反映了館方的心態,仍視辜顯榮為負面歷史人物,而刻意的迴避了。可見戰後經歷六、七十年,辜顯榮已被定型刻板化的歷史形象依舊,連在自己家鄉鹿港故居,名字都被刻意的隱去。這麼做是否合情合理呢?
鹿港民俗文物館(辜顯榮故居)
辜顯榮,鹿港子弟,發跡於1895年的乙未戰爭期間。他因迎日軍進入台北城,受到日本人重用,從此飛黃騰達。這也是辜顯榮被視為是「漢奸」或「台奸」說法的源由。
然而僅就此事而言,這樣的說法,實有失公允。以當時情況,辜顯榮迎日軍的作為,其實更像是一位有氣魄的男子漢。
回顧1895年,日軍於5月29日從澳底登陸之後,短短不到一個星期,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即棄職逃去,台北城遂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兵勇散逃,趁火打劫,人心惶惶不安。日軍並不知台北城已亂成一團,擔心沿途有埋伏,不敢貿然前行,謹慎緩進。
當時台北城內的富商士紳擔心城內動亂不止,身家財產性命危險不保,於是會商議計,認為唯有速請日軍進城,才能恢復台北城的秩序。然而緊急之際,誰願冒生命危險去接觸態度不明的日軍呢?辜顯榮挺身而出,自願前往接觸日軍,告知實際情況,以促請日軍儘速進入台北城。
迎日軍進入台北城,本是當時台北紳商的共同主張,負責執行任務的辜顯榮卻從此揹上了「台奸」的罵名。不懂日語的辜顯榮,冒著生命危險勇敢接觸日軍,日本人欣賞他的膽識,因此加以重用,而辜顯榮也把握機會,從此開創辜家輝煌的事業版圖。日治時代,鹿港辜家為台灣五大家族之一,辜顯榮更被昭和天皇敕選為貴族院議員,地位之尊榮,為台籍第一人。
對於辜顯榮的負面批評,主要發生於日治時代的中期。自1920年代起,在民族自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世界思潮的洗禮之下,促成台灣知識分子的覺醒,台籍社會菁英起而啟迪民眾,號召行動,或爭取參政權,或發展農民、勞工群眾運動,或宣揚共產主義理想,以政治或社會運動挑戰日本殖民統治。
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辜顯榮始終站在統治者的一方,配合台灣總督府,召集同志士紳,組織協會團體,與當時林獻堂、蔣渭水所領導的民間社會運動相互抗衡,而彼此攻擊。
對於辜顯榮的批評及罵聲,是在這個時期大量出現,包括他迎日軍進城的往事,也被翻出來批鬥算舊帳。
而這個時期的辜顯榮,不僅在台灣政商得意,在中國亦交遊廣闊,人脈亨通。他與當時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前後政要,如段祺瑞、馮玉祥、吳佩孚等人都有交誼。民國14年(1925),北洋政府頒贈大綬嘉禾勳章給辜顯榮,表揚其促進中日交流的貢獻。
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之後,民國22年(1933),發生「閩變」事件,福建將領聯合反蔣,宣佈獨立,並與據有贛南的共軍取得聯繫。福建與台灣一水之隔,向來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對此事件的態度,影響至鉅,於是蔣介石透過辜顯榮游說台灣總督府,希望日本政府保持中立,勿暗中支持福建政府。
日本政府的立場向來反共,所以並未支持福建新宣佈獨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於是蔣能以優勢的兵力,迅速平定這一事變。事後,蔣親筆書函向辜致謝。民國24年(1935),辜顯榮訪華,蔣在杭州接見他,並贈送親筆簽名的個人照片給辜,以做為留念。兩人因此建立情誼。
兩年之後,辜顯榮逝世,所以他並不沒有涉入後來中日大戰期間可能的立場問題。
回顧當年歷史,辜顯榮一生的作為,其實並不存在著所謂的「漢奸」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無論是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時代,政府要員都與辜顯榮有所往來,且有擁有公私情誼。
有了這樣的認識,再來回顧1920~1930年代,辜顯榮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他的所做所為,其實並未涉及「忠奸」問題,本質上是階級之間的立場衝突問題。
同一時代的中國,江浙財團及商紳地主,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以武力消滅主張打倒資本家、沒收地主土地的共產黨。當時辜顯榮的資本家立場及利益,也必然反對當時台灣蓬勃發展的勞工及無產階級運動的訴求。
窮苦的勞工階層希望提升薪資、改善福利,資本家希望降低成本、追求利潤;佃農要求減輕田租、希望成為自耕農,而地主則不願放棄既得利益;彼此立場相左,利益相衝突,必然發生對立,端看政治機制如何協調及改革,化解階級衝突,以促進社會和諧。
1917年,蘇俄革命的成功,帶動世界革命的思潮,鼓舞各國無產階級須聯合起來,採取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於是各國階級對立激化,彼此仇視,而演變成勢不兩立的局面。1920年代的台灣,左翼社會力量興起,而中國則從此展開了國共之間長達二十幾年的內戰,直到1949年才分出勝負。
在共產主義的思潮襲捲之下,資本家被視為是「剝削者」,辜顯榮必然遭遇左翼反對陣營的激烈攻訐了。而殖民地台灣的特殊地位,使得這種強調階級鬥爭的政治社會運動,又摻入了民族運動的色彩,成為動員群眾的訴求。所以當時「台奸」、「走狗」這種攻訐字眼,就紛紛出籠而指向辜顯榮了。
辜顯榮病逝八年之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抗日勝利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新政權與辜顯榮的階級屬性契合,然而此時帶有仇日的民族情緒,因此改朝換代之後,辜顯榮曾經「媚日」的歷史,使他的歷史評價在戰前戰後判若兩人,自雲端跌落谷底。
倘若辜顯榮多活十年,則也許今日他的歷史形象將完全改觀。以他靈活的政商手腕,戰後必然成為當時「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之一,前往南京向祖國致敬,與蔣介石相見敘舊。兩人本是舊識,階級立場相同,辜顯榮不難在改朝換代之後,穩固新的政商關係,一新以往形象,一如當時台灣其它在日治時代擁護日本統治者的士紳家族在戰後成功的扭轉形象。
鹿港民俗文物館門口的導覽牌-辜振甫故居
辜顯榮逝世時,為辜家留下龐大的事業,而當時辜振甫還只是個20歲的青年。
辜振甫原本嚮往文學,父親的猝然辭世,使他不得不放棄原有的夢想,接手經營父親遺留的事業,從此走向不同的人生。
辜振甫曾著有詩集《雜存》、小說《浮雲》等,他喜歡聽唱京劇,曾得京劇名伶的指導,習唱京劇,能粉墨登場表演,尤喜扮演諸葛亮的角色,唱作俱佳。繼承父業,雖非所願,但也將事業經營的有聲有色,並延續鹿港辜家的政商關係,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民國80年(1991),辜振甫接受政府邀請,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擔任海峽兩岸交流談判的代表。兩年後,他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展開兩岸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正式會談。
辜振甫出任海基會董事長,當時卻引起野黨在國會質詢,並提起辜顯榮的往事,提醒辜振甫勿步其父親「賣台」的行為,再掀辜家的歷史陰影往事。卻面對如此難堪的質疑,當時辜振甫的心情想必痛苦不已。
回顧1895年,歷史昭然若揭,《馬關條約》,大清政府出賣台灣人民在先,台灣人無辜而被迫承受。當時台灣人面對這一歷史變局,各個人表現的情操與氣節,或許高低有所不同,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被扣上「賣台」的罪名。
我讀1920至30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覺得蔣渭水可愛,辜顯榮不可愛,這純然是個人的理念及價值認同,我並不會因此而覺得辜顯榮可惡或可憎。人各有志而已。
台灣光復後,後來辜家慷慨捐出鹿港舊宅的土地及建物,做為鹿港民俗文物館。我認為在文物館的門口立牌或在館內闢室介紹房子原有主人的生平事蹟,亦是合乎人之常情的合宜之舉,又何必刻意迴避呢?更何況房子的主人原是聲名顯赫的資本家與歷史名人,又不是大奸、大惡之徒,其生平事蹟,可以坦然接受社會公評,又何必遮掩而避而不談呢?
希望下次再訪鹿港時,能看見文物館的大門口,大方的掛上牌子,寫著:「辜顯榮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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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以上資料引用:聯合新聞網 【文、圖/Tony提供;日期:2012.9.15(寫於2012.9.30)】